談談馮夢龍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「椿樹」的意義／望軒

談談馮夢龍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「椿樹」的意義

文︰望軒

馮夢龍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的「珍珠衫」乃小說的重要線索，有貫穿情節和象徵作用，不少學者已經詳細分析過，但故事初段「椿樹」的意象卻往往被遺忘。本文嘗試闡發「椿樹」在全篇小說的作用和意義，先看小說原文︰

光陰荏苒，不覺又捱過了二年。那時興哥決意要行，瞞過了渾家，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。揀了個上吉的日期，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，道：「常言『坐吃山空』，我夫妻兩口，也要成家立業，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？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暖，不上路更待何時？」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，只得問道：「丈夫此去幾時可回？」興哥道：「我這番出外，甚不得已，好歹一年便回，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。」渾家指著樓前一棵椿樹道：「明年此樹發芽，便盼著官人回也。」說罷，淚下如雨。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，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。兩下裡怨離惜別，分外恩情，一言難盡。

故事提到三巧兒知道無法阻撓蔣興哥外出行商時，她指着一棵樹，下了一誓願似的話︰「明年此樹發芽，便盼著官人回也。」這種想像和寫法在中國古典文學並不出奇，此與中國古代的感通思維有關，例如關漢卿《竇娥冤》竇娥含冤的起誓等亦然。可是，為何作者要使用「椿樹」而不是其他植物，這就值得讀者思考。除非馮夢龍只不過是隨便運用，否則作為小說中的一個意象，實在不應輕易放過它的作用。

「椿樹」本是一種植物，但在中國文化中已漸漸成了一個可以喻指「父親」的語言符號。於是，以此切入重新審視小說的情節和人物背景就頗有意思。因為蔣興哥和三巧兒都各自和這個線索有關，而且影響故事的發展。先談蔣興哥︰

話中單表一人，姓蔣名德，小字興哥，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。父親叫做蔣世澤，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。因為喪了妻房羅氏，止遺下這興哥，年方九歲，別無男女，這蔣世澤割捨不下，又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，千思百計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，就教他學些乖巧。

蔣興哥自幼喪母，自小就與父親「同行作伴」，學做生意。再者，「蔣世澤怕人妒忌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，只說是內侄羅小官人。」可見蔣興哥在成長中，無法認作父親的兒子。《三言》小說敘述角色背景是平常的事，但若果背景情節與往後的發展沒有關連，那結構就會鬆散，故事也會變得冗贅。起初讀這故事，讀到那段蔣世澤之死和祭父的情節，深感多餘，但後來從「椿樹－父親」的暗示性，發現那是十分重要的情節。

卻說蔣興哥跟隨父親做客，走了幾遍，學得伶俐乖巧，生意行中，百般都會，父親也喜不自勝。何期到一十七歲上，父親一病身亡。且喜剛在家中，還不做客途之鬼。興哥哭了一場，免不得揩乾淚眼，整理大事。殯殮之外，做些功德超度，自不必說。七七四十九日內，內外宗親，都來弔孝。本縣有個王公，正是興哥的新岳丈，也來上門祭奠。少不得蔣門親戚陪侍敘話，中間說起：興哥少年老成，這般大事，虧他獨力支持。

　　馮夢龍間接描寫了蔣興哥的形象，他和父親相依為命，而且越來越成熟，年少已能承擔大事，繼續秉承父親的事業。當故事寫到蔣興哥與妻子成親後，他充滿矛盾，無法完成這個責任。

興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，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，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，不曾取得。夜間與渾家商議，欲要去走一遭。渾家初時也答應道「該去」，後來說到許多路程，恩愛夫妻，何忍分離？不覺兩淚交流。興哥也自割捨不得，兩下淒慘一場，又丟開了。如此已非一次。

　　在蔣興哥的心底裡，父親的生意是不可不理的，但一直耽誤，令他十分內疚。因此，馮夢龍強調蔣興哥要離開三巧兒的事「如此已非一次」，用意說明他是逼不得已，在此毋須再花大量筆墨去分析蔣興哥的心理壓力和現實考慮，不難發現他其實背負着父親的陰影來決定行動，這種心理性格導致日後的不幸事件，看來是難以避免的。因此他得知三巧兒與陳大郎的事後，這樣描述︰

急急的趕到家鄉，望見了自家門首，不覺墮下淚來。想起：「當初夫妻何等恩愛，只為我貪著蠅頭微利，撇他少年守寡，弄出這場醜來，如今悔之何及！」在路上性急，巴不得趕回。及至到了，心中又苦又恨，行一步，懶一步。

蔣興哥的心中十分悔恨和痛苦，他認為自己「貪著蠅頭微利」才導致這種醜事。雖然蔣興哥自稱貪圖小利，但我們在小說裡卻看不見一個十分貪財的形象，相反描寫他與父親的筆墨倒不少，而且從商為名為利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總之，他認為是自己的離開引起了悲劇，但究竟甚麼導致他的離開，是父親的生意，是「貪著蠅頭微利」，抑或兩者有之？這一點是值得深思的。

再說三巧兒，她「是王公最幼之女」。有關她和父親的筆墨就極少，只能按常理推測，古時「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老來從子」是女子的普遍人生歷程。加上她是家中的幼女，小時在家倚靠父母是平常不過事。然而，她面臨的一個突變是，出嫁後離開了父母，而丈夫又離開了她，令她失去了人生的倚靠，她必須面對孤獨，日夜期望着蔣興哥回家。

大凡人不做指望，倒也不在心上；一做指望，便癡心妄想，時刻難過。三巧兒只為信了賣卦先生之語，一心只想丈夫回來，從此時常走向前樓，在帘內東張西望。直到二月初旬，椿樹抽芽，不見些兒動靜。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，愈加心慌，一日幾遍，向外探望。也是合當有事，遇著這個俊俏後生。

到了這裡，還未到故事的中段，「椿樹」的意象已經作出呼應。那個俊俏後生，就是陳大郎。一個少婦孤獨已久，想倚靠而得不着倚靠，到「椿樹」抽了芽，願望仍還未實現，成了極大的反襯，也是對她的人生極大的反諷。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後，她的感情自然而然地轉移到別人身上，最終被引誘而紅杏出牆，與陳大郎產生感情和肉體瓜葛，從心理角度考慮，三巧兒的行為就值得同情了。「椿樹」的意義在故事前半已經完成了它的任務，往後推進情節的元素就讓位給「珍珠衫」了。

　　以往評論者多從突破封建禮教，以及女性的生理欲望去理解這個故事和三巧兒，其實這也合理的，但往往忽略了角色的心理性格。這種因普通人的心理性格而引起的悲劇是無從避免的，就像叔本華悲劇理論的第三種悲劇那樣。我所指的是就三巧兒紅杏出牆的情節而言，而非整個故事。由於《三言》文體和敘述者的複雜性，又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是改編創作出來的，始終無法斷定馮夢龍在編寫過程中，會否受到小說裡的原型及話本敘述者的干擾，從而影響了創作的自主性，以至故事的結局未能抓緊重點加以發揮。關於這個故事是否寫得成功，那是另一個話題，在此不贅了。以上有關「椿樹－父親」的暗示意義，或許屬於過度詮釋，但作為拋磚引玉，重新審視《三言》小說的語言、情節、結構和藝術性，相信仍有一定的啟迪作用。

二零一一年十月五日稿